智慧城市技術中心主義是關于未來城市發展模式的理論與實踐，它將技術作為解決城市問題的基石和關鍵工具。通過將數字技術、政策創新、政府領導力和建設性社會協作相結合，消除智慧城市中技術中心主義所驅動的城市管理主義的風險，對創新和完善智慧城市治理、增進城市居民的福祉，具有重要意義。
技術中心主義驅動下的城市管理主義
哈圖恩（Rida Khatoun）和澤德利（Sherali Zeadally）將智慧城市的本質理解為利用各種技術促進城市效率的能力。技術的物理性質和作用成為智慧城市治理的關鍵因素，它可以創建、統一、結合或分離城市社會關系。技術的大規模適用導致了城市治理的精細化，使人們產生技術崇拜的迷思，形成技術中心主義所驅動的城市管理主義。
技術中心主義所驅動的城市管理主義抑制了對未來智慧城市議程的理解和改造，減少了各利益攸關方之間合作參與的機會，改變了城市居民與公共組織之間的互動和合作的性質，導致城市系統產生嚴重失衡，缺乏一致性的關聯和統籌。一旦技術完成深度的社會嵌入，就難以改變其應用的方向和程度。這種情況導致一個充滿緊張、矛盾和沖突的合題，即技術的發展深深地影響城市社會，而技術的發展不受城市社會的影響或影響甚微。因此，在完全由技術驅動的環境中，智慧城市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明顯的“被決定性”印跡，將城市社會（思想、價值和互動的世界）與智能化的物質世界（人工智能制品組成的世界）區隔和分離。這表現為一系列新的可能的風險，包括全景監控、技術官僚主義、技術鎖定、控制的蔓延和城市社區空心化，以及高實施成本與低質量服務、城市治理公司化，甚至無視公眾的參與和需求等。
技術中心主義所驅動的城市管理主義的基本理念牢固地錨定在兩重邏輯上：一是技術更關注效率而非善治。技術中心主義將智慧城市作為技術表現其效能的理想舞臺，將城市經濟發展作為優先選項，利用各種技術促進城市效率，并改變城市的經濟發展和社區生活。城市通過技術的社會嵌入而被重新構建和呈現，其自身的所有內涵都要根據技術以新的方式重新作出詮釋，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知識勢差與權力秩序。智慧城市的未來發展往往被界定為單純的技術問題與管理問題，導致自下而上的參與性和程序性的社會要素在城市發展規劃的民主協商、政策抉擇和社會問責體系中處于缺席狀態。
另一重邏輯是，技術賦權發展出支配社會的力量。隨著技術塑造并規定城市社會的規范、價值和關系，城市社會將失去其原有的規則、文化、自主性和意向性，社會性成為“技術的屬性”。技術獲得一種強大的力量，將指導智慧城市治理的社會力量推到了其視線之外，要求人們和機構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使人們相信給定的未來是不可避免的，并允許治理機構減輕控制技術方向的責任。智慧城市也將成為市場利益蔓延和技術權力擴張的工具，導致智慧城市的技術、公權力和社會三者的平衡關系發生失衡。當技術具有支配城市社會而實施新型控制的傾向時，智慧城市將成為技術異化的產物，甚至是“數字利維坦”。
治理策略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西藏林芝市視察時強調，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要堅持以人為本。智慧城市可以采取包容差別、重塑約束、強化公共責任和為技術“留白”等路徑，解決智慧城市建設中技術中心主義風險問題。
第一，理性對待技術與社會的差別。技術與社會的差異應該被給予包容，但反對技術對社會或社會對技術的強制性支配，反對將社會視為處于技術之外或被其工具化的從屬存在，防止技術統治。智慧城市鼓勵每個行為體都有選擇的自由，并基于某種程度的公共同質性，如基于共同的目標，建立各行為體之間的信任和整合，避免技術與社會出現要么是一方的勝利要么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平局這種結果。這樣既可以維護技術與社會之間的差異和良好互動，也能夠促進智慧城市公共空間的共享，最終實現智慧城市的穩定、公正和智慧。
第二，提供支持性的調控機制，重塑技術約束。發揮政府自上而下推動技術與社會區隔融通的重要作用。政府既有必要的判斷力又有決策權力，并且是智慧城市建設的資金提供者，要通過鼓勵科技企業展示技術創新熱情來刺激城市智能化發展，也要為科技企業參與智慧城市設定基本規則，完善廣泛的監管、行為守則、標準操作程序、監控系統和基礎設施等。同時，通過使用新興技術培育和吸引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并在各行為體之間的合作中調動人力資本，保障城市人力資本稟賦長期增長，保障城市社區具有更強有力的安全意識、優質教育和科學領導方法，持續提升城市系統的社會學習能力。此外，關注外部支持者的積極性，允許融資機構、投資者和用戶在智慧城市的社會技術想象中設置合理的限制，監督技術適用，以推動甚至決定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社會技術想象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展開。
第三，強化公共責任，適當“留白”。公共責任在技術發展的每個階段——從構思到生產再到使用——塑造和指導技術。公共責任以最有益的方式引導技術，決定什么樣的城市未來是可取的，以實現更具正當性的城市發展。一旦一項新技術被開發出來，城市社會甚至是新技術的使用者，仍然有能力決定是否、在哪里、何時以及如何使用它。因而，公共責任要求智慧城市規劃做到適當留白。智慧城市的技術在有些領域普遍缺乏，在另一些領域可能被過度使用；有些方面亟須進行“填空”，而另一些方面則更需要適當“留白”。留白不是要放棄技術的創新發展，而是基于公共利益暫時實施技術鎖定。留白可以調整技術發展趨勢，改變技術應用方向，使城市社會的主要價值、人性和制度不被技術所支配和驅使。留白可以使政府引導科技企業去虛向實、去偽留真，基于城市社區和人民群眾最真實的、最迫切的需求，來構建智慧城市的社會技術想象，確保為智慧城市提供更合理和更可靠的公共服務。
第四，加強包容性建設。包容性包含受到普遍贊揚的正式的行政權力分享、代表比例和自治安排。包容性傾向于容納多元化，是人們更關注自主和平等，以及社會和個人的價值需要被認真對待的必然結果。因此，包容性要求通過社會協作讓城市各群體分享公共權力，在城市群體認為重要的事務上尊重群體的參與權。包容性建設也需要廣泛認可所有群體在關鍵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代表比例，使各群體的代表多樣化。只有滿足了代表性的要求，公共管理部門、第三方實體與城市各群體之間才能達成共識，智慧城市建設行為和政策才更具合理性。此外，包容性提倡社區自治。這能使城市居民在智慧城市建設議程中體現出功能上的自主，從而在智慧城市建設規劃上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使他們有能力阻止威脅社會根本利益的決策或政策變化。
總之，積極的智慧城市治理策略能夠推進智慧城市的三大功能子系統——空間、社會和技術的交匯和溝通，使城市的技術與社會從區隔轉到相互適應和區隔融通最后直至融合階段遞進的動態過程。如果智慧城市能夠克服技術中心主義帶來的風險，將有助于釋放新的潛力，重整現有的社會力量和資源，以應對城市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許多重大挑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網絡虛擬社會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現機制研究”（22BZZ020）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鄒衛中（常州大學史良法學院）